/oa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1 中国道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探索，其历史与逻辑起点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而，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维度来界划中国道路。从广义层面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整体性历史，都可以纳入到中国道路的讨论域之中；从狭义层面而言，中国道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维度，中国道路背后都关涉一个核心的通约性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中国本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构筑出一条既坚守经典理论的本质规定性，又彰显本国具体实际，更区别于他国模式的科学发展道路。衡量中国道路需要拓展理论视角，从多元维度出发加以综合把握。其中，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从根本上讲清楚中国道路产生及其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从社会主义及其中国实践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属性及其不断成功的内在密钥；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整体性历史线索来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宽广的范围内讲清楚中国道路的世界效应。辩证理解中国道路还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从整体上对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做出科学的分期并展开理性的认知与探讨。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1 15 0 张明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2 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强调“以苏为鉴”和“第二次结合”为标志，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课题，但后来在工作中逐渐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出现严重曲折。邓小平通过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吸取苏共垮台的教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和成功超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的经验教训，不断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16 22 0 王进芬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3 费孝通晚年提出社会学应当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的命题，有学者称之为“费孝通问题”或“费孝通悖论”。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学方法论和本土化的论争，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为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能否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启示：机器认知是从逻辑思维走向形象思维；暗知识的发现证明直觉和隐喻的合理性；诗性而“模糊”的自然语言可能比精确严密的数学语言更适于社会研究成果的表达；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方向和路径，不是用科学规范人文，而是让科学归于人文。“费孝通悖论”的本质是：让工具理性服从于价值理性，让科学性服务于人文性。人工智能为社会研究提供了利器，但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社会学家的作用，社会学者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智慧社会建设之中。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23 33 0 石英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4 人工智能技术在职场的应用给劳动法的制度格局带来挑战：企业用工形式的多样化造成了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弱化，撼动了劳动法的理论基础；“机器换人”不断增加人们的就业危机感，同时也揭露了我国就业保障体制的弊端。我国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仅限于典型用工，人机协同劳动、共享劳动、多重身份劳动等非典型用工被排除在劳动法规制之外，其立法兼容性与前瞻性明显匮乏。这既不利于整体性劳工权益的保障，又无助于就业市场活力的激发。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劳动法立法范式应作适时调整：在立法理念层面，需要对“和谐”与“稳定”的劳动法价值进行重新诠释，继而推动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的创新；在立法实践层面，为平衡资方的用工弹性与劳方的就业安定，应合理调整劳动基准的具体标准，重构强制性规范与自治性规范，以实现劳动法对灵活用工形式的认可与兼容。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34 43 0 汪银涛 吴延溢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5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中蕴含着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和农民群体的未来走向等重要议题。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同派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传统对农业转型的方向、动力机制及农民分化均著述颇丰，后续的国内研究也及时跟进，共同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渊源。对于农业转型，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内部虽有分歧，但本质上认定农业小生产的必然消亡及大生产的必然兴起；与之针锋相对的劳动组织理论却坚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生命力和理论合理性；而理性小农学派主张在家庭框架内通过市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此外，农业商品化与资本化的转型实质论则看到了规模形式下的隐蔽样态。农业转型既有自发的市场、技术与人口动力，也有国家及政府动力。作为农业转型一体两面的农民分化不仅经历了历史变迁，其内部也分为阶层与阶级两个范式。对农业转型和农民分化的政治经济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型经验，如要立基家庭经营的“大国小农”，要逐步让市场成为农业转型的动力，也要正视农民分化的历史性。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44 53 0 梁栋 吴惠芳 吴存玉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6 国有企业的新型劳动关系嵌入在企业文化中，无论是利益协调机构的创设还是民主决策机制的完善都与文化有关。好的企业文化一般有这样的特征：横向上表现为公平互惠、寻求合作、同情关爱，因为共同体中所有成员在所有权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从而应该得到同等对待；纵向上表现为协商对话、各尽其责、换位思考，因为科层制的企业组织在不同岗位和等级的成员间存在行政权的差异，从而衍生出权力和责任的不平等性。从根本上说，好的文化致力于实现社会交往合理化，从而具有强烈的价值理性和集体主义倾向，这正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特质。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54 61 0 朱富强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7 领投人模式是我国股权众筹行业中发展最为成熟的融资方式。面对当前行业中融资绩效偏低的现象，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建立包含领投人、发起人、项目三个信号的结构方程模型，定量评估领投人模式下的信号传递路径。结果表明：领投人、发起人、项目三个信号通过领投行为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融资绩效；类型为机构投资者的领投人，其内外部社会资本、对外投资经历、地域等特征对融资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存在经营风险的领投人将不利于融资绩效的提升。基于随机森林算法构建股权众筹融资绩效的预测模型，得到领投人特征的重要性评分，可有效提升预测效率。最后，从领投人、发起人和项目三个层面提出优化建议，以促进股权众筹行业的健康发展。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62 73 0 张成虎 王琪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8 《二京赋》是张衡最主要的作品，它的主题，一直被认为是讽谏，其实，这是对《二京赋》最大的误读。《二京赋》是大汉帝国的壮丽赞歌。中国文学史对于赋的功能一直存有偏见。几乎从汉代开始，关于赋的意义，就被认为是以“讽谏”为主题，其实，这与事实不符合。赋尚大美，本是汉帝国雄强奋发时代精神的产物。追究《二京赋》被误解为讽谏的原因是受儒家诗教说的影响。终其两汉，赋的写作均在讽谏与颂美两者之间转移。在东汉后期，颂美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这种文学现象对于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张衡的《二京赋》可以视为赋的写作由讽谏到颂美转变的标志。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74 79 0 陈望衡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09 清代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继承前代评点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从选本角度看，他的选编目的和原则是以儒家思想体系阐释七篇文章背后隐藏的深意。虽然只选择《史记》七篇作品，但涉及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便于分析文章的义法，而且传主都是当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反映了西汉王朝由建立到逐渐强大兴盛的过程。从评点角度看，王又朴继承桐城派鼻祖方苞的“义法”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贯穿在具体的评点之中，由法见义，因义观法，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论证和相对完整的体系，较之一般的评点有较大发展。从读法角度看，《史记七篇读法》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阅读《史记》的方法，如“一气读”“分段细读”“对比阅读”等。从评点史的角度看，选编者在继承前代评点基础上采用独特的评点方式，揭示了《史记》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叙事写人的手法，既引导读者深刻领会《史记》的魅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80 87 0 袁方愚 张新科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10 卡罗尔主张，艺术是一种文化实践，重复、拓展与摒弃等辨别艺术品的策略是历史叙事性的。这就把“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内在于艺术界的文化实践问题。其核心任务不是界定艺术，而是辨别艺术；不是本体论的追问，而是实践性的操作。卡罗尔的历史叙事论分析并解决了把某物、事件或表演辨别为艺术的问题，证明了解释活动在观者与艺术的互动中是与审美经验同样重要的艺术反应，从而超越美学，批判了艺术审美理论和形式主义强加给艺术哲学的限制，解构了现代美学的神话。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88 94 0 周计武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11 北魏孝文帝爵制改革后，开始实行实封的开国爵。北魏不仅重视开国爵的封授，也重视开国爵的继承。因此，北魏对拥有开国爵家族实行以嫡长子为“后”的方式来继承爵位。不过，由于拥有开国爵家族情况的复杂性，非嫡长子也能继承爵位。北魏开国爵继承的实现，需要有家族长和宗族的“宗议”的举荐，并由尚书省吏部进行审核，最后由皇帝下诏确认。因为继承开国爵者的爵位等级与食邑数量与始封开国爵者没有差异，因而，明显不同于为王爵继承规定的蕃王制。并且，由于拥有开国爵家族无子嗣的情况以及国家对一些有爵者爵位的褫夺，开国爵传承中断的情形也有发生。然而，这种情况却是有限度的。应该说，北魏国家实行了有利于开国爵继承的多种措施，所以就有效地保证了拥有开国爵者的爵位可以稳定地传袭。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95 105 0 张鹤泉 刘伟坤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12 秦汉帝国为实现对辖域的管控，推行郡县-乡里制，其中乡是帝国行政体制的末梢。依据传世文献所能获取的有关县辖乡的资料较少，而出土简牍推动了近年来对秦汉-三国县乡基层行政的研究。本文即利用走马楼三国吴简对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辖乡的研究，在对乡名简进行罗列与统计基础上，考证出确属临湘的乡；对孙吴至刘宋长沙城址与诸乡位置进行历时性分析，从而回应孙吴时本地是否有北乡的争议；最后得出黄武-嘉禾年间（222-238）本地辖平乡、广成乡、都乡、东乡、桑乡、中乡、小武陵乡、模乡、西乡、乐乡、南乡11乡，临湘为江南大县的结论。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106 115 0 徐畅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19010013 文化不是实体，而是社会行动的法则。它意味着社会行动即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追根究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状态就是共在，它是人的社会历史存在本身。因此，在一种非二元论的意义上，社会学的社会事实就是社会历史性的文化-行动过程，或者说共在的关系，它是组建起我们的社会世界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只有从这样一种彻底的关系主义的立场出发，才可能真正地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桎梏。而这样的思路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其根源。 2019年10月16 00:00 2019年10期 116 128 0 郑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