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1 哈维将后现代主义阐释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作为一种“历史状况”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对短暂性、分裂性和无序性的现代性危机的表达。与此相适应， 后现代主义在时间体验呈现为历时性的时间断裂、并时性的空间并存和“当下”的凸显。作为一种“地理状况”的后现代主义和建筑的本土化浪潮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并塑造了独特的后现代主义城市生活意向。与此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空间体验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表象结构的后现代主义空间，它是一个商品、信息和资源全球流动的不平衡空间；二是作为隐性结构的后现代主义空间，它是聚集各种虚拟的空间代码和符号的文化-心理空间。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历史和地理的考察后，哈维将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归结为一种资本的幻象，向后现代主义的转换本质上是资本积累模式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刚性”积累模式向“弹性”积累模式的变迁。在这种变迁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具有不同实践指向的趋势，即“用时间来消灭空间”和“时间空间化”，哈维将二者的矛盾在知识论和政治上所产生的后果作为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基础，并从知识论层面和社会行动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1 9 0 李春敏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2 斋藤幸平在《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依据MEGA²所提供的新资料，发掘了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生成与演进之间的关系。首先，经过1851年对第4版《农业化学》的评注和1863年对《农业理论与实践》的摘录，马克思接纳了李比希所持的矿物化肥能够无限提高土壤肥力的观点，促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其次，经过1865-1866年对第7版《农业化学》的摘录，马克思吸收了李比希对现代农业因破坏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而带有掠夺性的批判，形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最后，经过1868年对李比希的学术对手弗腊斯的《农业危机及其对策》和《农业的本质》的摘录，马克思比较了李比希的收集城市粪便后返田的对策和弗腊斯的人为建造冲击平原的对策，推动马克思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社会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构想。斋藤幸平的研究，开启了依据MEGA²发掘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新范式，进而拓宽了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10 15 0 王常冉 韩璞庚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3 人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不断融合、发展和完善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而二者每一次新的融合，就会出现科技与人文的双重繁荣。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唯科学主义倾向和实证主义的泛滥导致了人的工具化和人文精神的衰落。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技高速化的当代语境下，人性的虚无、人的价值趋向和伦理准则的偏离与淡化并未有多少改观。显然，呼唤与重塑人文精神，提升人的现代文明素质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然而，人文精神的生成一方面取决于人文科学和人文教育本身，一方面还要挖掘自然科学中的人文精神，而后者同样是我们理解世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唯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方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本文以热力学中的熵增加原理为例，挖掘蕴涵于这一原理中的理性价值与人文精神，探究从自然科学原理中感悟人文精神的可能性。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16 20 0 窦坤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4 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主旨与核心任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决定了混合人-机行为及相关的人工智能研究兴起的必然性和广泛有效应用的可行性，混合人-机行为研究能更好地解决个（人）群（体）关系等各种经济活动中复杂的行为关联。本文从微观行为视角，在阐述人与自然交互的经济本质、机器行为学应运兴起的基础上，探索以混合人-机行为为代表的人文 -科技高度融合的跨学科认知方法，拓展经济行为基础研究、开辟理论创新发展的有效通途。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21 29 0 王国成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5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有助于中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推动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赋能产业升级，促进生产力整体跃升，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添薪续力。但是人工智能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包括经济风险在内的诸多风险，这些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经济风险主要包括失业风险、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风险、加剧市场垄断风险、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风险和国际经济风险等。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针对这些经济风险采取有效的对策措施，提高中国运用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30 39 0 程承坪 彭欢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6 作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智能经济创新区是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载体。与传统工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不同，智能经济创新区兴起的前提和基础是互联网和网络空间的发展。互联网平台不仅是创新区网络空间的搭建者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研发者，而且是其他企业核心人力资本的提供方、技术赋能者和投资者。以智能科技产业化为导向，平台主导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和完善、多元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应用场景的开放和政府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智能经济创新区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机制。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40 51 0 刘刚 杜爽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7 本文基于价格管制和数量管制的双重视角，构建了利率市场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赋值法对利率市场化总体水平、存款利率市场化水平、贷款利率市场化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基于价格管制视角的利率市场化水平显著高于基于数量管制视角的利率市场化水平，利率的数量管制降低了利率市场化的总体水平，同时，存款利率市场化水平低于贷款利率市场化水平。因此，新时代下要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要在完善新时代利率市场化改革策略，做好利率数量改革的顶层设计，着力推动利率的数量改革，实现资金需求端利率“双轨制”并轨的同时，继续深化利率的价格改革，加快推动资金供给端利率“双轨制”并轨。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52 61 0 钟世和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8 《红高粱》在20世纪80年代复杂的历史现场中，逐渐成为第五代的经典之作。经典化大致存在三个阶段：首先，文本在大众/精英、感性/理性、故事/观念、情节/影像等层面存在“可争议性”，报纸、专业期刊等多种媒体参与助力使之成为从下而上讨论的现象；其次，专业批评的介入是电影经典化的关键，包括内部的艺术批评与外围的文化批评，其中具有思辨深度的否定性批评、注重宏观与理论深度的文化批评，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隐藏意义；最后，在经历了争鸣阶段后，需要从维护文本的角度回应否定性批评，阐释缺陷的主客观因素，形成令人信服的权威性结论，这成为经典化的终点。《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62 70 0 陈林侠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09 本文以人与物的关系为观察视角，结合小说中的宝物和日用器物等“物 色”书写，探讨《西游记》呈现出来的人-物“交缠”关系。《西游记》中的人与宝物关系，折射出晚明知识界对理想世界的玄思神游，人与日用器物的关系则指向了晚明平民阶层在现实人生中对现实财富的痴爱迷醉。“人-物”关系的不同，既体现了晚明不同社会主体在理想与现实两个面向各自“沉浸”的张力，又表现出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努力合一的诉求，最终指向市民文化的勃兴与崛起。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71 77 0 裴亚莉 石燕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10 汉帝国以齐风俗、举谣言、行察举、征隐逸、赐民爵等多种方式建立起皇帝与万民以及朝野之间的具体联系，形成上下互动的统治机制，“民意”也依此被确立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汉末，晋升渠道逐渐受阻于戚、宦实权派的士人群体，以怀抱“澄清天下”的相近价值结成地方至中央的“清流”阶层，并以谣言为武器发起了一场从地方串联至中央的舆论斗争运动。在此过程中，士人不仅裁决、主导着作为民意重要表现形式的“乡论”，还进一步结成外在于国家官僚体系的层级有序的组织化形式。这样的民意操控行为触及汉帝国的统治根基，引发了皇权的合法性危机，终致党锢之祸。 汉帝国以齐风俗、举谣言、行察举、征隐逸、赐民爵等多种方式建立起皇帝与万民以及朝野之间的具体联系，形成上下互动的统治机制，“民意”也依此被确立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汉末，晋升渠道逐渐受阻于戚、宦实权派的士人群体，以怀抱“澄清天下”的相近价值结成地方至中央的“清流”阶层，并以谣言为武器发起了一场从地方串联至中央的舆论斗争运动。在此过程中，士人不仅裁决、主导着作为民意重要表现形式的“乡论”，还进一步结成外在于国家官僚体系的层级有序的组织化形式。这样的民意操控行为触及汉帝国的统治根基，引发了皇权的合法性危机，终致党锢之祸。 汉帝国以齐风俗、举谣言、行察举、征隐逸、赐民爵等多种方式建立起皇帝与万民以及朝野之间的具体联系，形成上下互动的统治机制，“民意”也依此被确立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汉末，晋升渠道逐渐受阻于戚、宦实权派的士人群体，以怀抱“澄清天下”的相近价值结成地方至中央的“清流”阶层，并以谣言为武器发起了一场从地方串联至中央的舆论斗争运动。在此过程中，士人不仅裁决、主导着作为民意重要表现形式的“乡论”，还进一步结成外在于国家官僚体系的层级有序的组织化形式。这样的民意操控行为触及汉帝国的统治根基，引发了皇权的合法性危机，终致党锢之祸。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78 89 0 冯渝杰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11 “性与天道”关注的是有关性命、天道等超越性、终极性的问题，在任何 思想体系中均居于核心地位。受“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圣训影响，秦汉时期主流儒家对“性与天道”一直抱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谶纬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儒家在这方面的知识不足，却也受到了严厉批判。汉魏之际思想转型，玄学家在儒道结合的基础上对“性与天道”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内涵。儒家在“性与天道”方面的不断开拓创新，有利于其思想统治地位的巩固。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90 96 0 向晋卫 崔珊珊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12 知识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进入知识社会以来，知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环境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社会中主要依靠科学路径生产出专业知识，这实际上是将理性知识当作了专业知识的全部，使得环境治理突显出科学理性的特征。但实际上，理性知识只是知识的一个构成部分而非全部，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理性知识往往无法做出有效应对。这时需要更新对知识的认知，知识应是一种多样化的体系，环境治理的知识不仅包括理性知识，还包括经验知识。与此相应，知识生产模式需要重构，要在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中 完成知识生产，依托多种类型的知识来实现有效的环境治理。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97 104 0 向玉琼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13 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巩固“五位一 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基石，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前提保障。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无界性、蔓延性、外部性等特征，仅靠单一区域很难有效解决，在治理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现实困境，跨区域合作治理就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快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供给、建立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清单、构建跨区域利益调节机制、建构多方参与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格局，乃是创新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路径选择。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105 111 0 党秀云 郭钰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14 精准治理因为其靶向治理内涵而成为新时期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一理念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治理任务上面。精准治理本质是复杂、高成本的治理模式，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从治理主体、治理疆域、治理体系、治理手段、治理客体五个维度考察地方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任务之间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精准治理的适应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既是解决转型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不断调整以适应新阶段发展形势的过程。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112 118 0 刘成良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000301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以城乡社会学为分析视角，将城乡社会作为一个研究整体，深入探究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改革路线及其突破口，展现大城市群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和中西部地区城乡协同发展样态，探索构建一种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的城乡平等互惠、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各美其美、和谐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以期寻求中国特色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之道。 2020年03月15 00:00 2020年第3期 119 128 0 杨发祥 杨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