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

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路

蒋南平 — 2026年01月15 00:0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十五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意义。系统研究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的发展脉络，探索“十五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现实基础、方法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运用文献法、归纳法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从“源”与“流”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进路的历史脉络，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贡献。研究发现：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开拓者、引领者，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进而探索了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现实基础及方法途径，提出了应当重视的新启示。

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实契机、风险隐忧及规制路向

李宏伟，刘欢 — 2026年01月15 00:00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主体在社会实践与自我认知互动中形成的复杂心理与行为倾向，集中体现为对现存公权力从肯定、接纳到遵从、信奉的演进过程，是认同主体自身知识、情感、意志与行为的有机统合。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态呈现出多元互动性特征，价值理念的碰撞与交融更趋频繁，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契机与挑战。技术赋能在革新意识形态呈现样态之际，亦可变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异化力量，诱发意识形态渗透隐蔽化、群体情感极化、价值共识消解等不确定性风险。推进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充分发挥技术赋能的正向效应，从理论、情感、实践、规制多维度入手，全方位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根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久而坚实的思想保障。

实质主义经济学的价值重构：人文向度与中国经济学自主之路——基于对卡尔·波兰尼经济社会思想的再审视

张海成 — 2026年01月15 00:00

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是两种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式主义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认为经济活动是“理性人”在稀缺性约束情境下的选择行为。而实质主义认为经济研究不应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因为经济并非独立运行的抽象系统，而是深深植根于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之中。要揭示经济的本质，就应该深入社会的不同层次和结构，从整体上考察经济活动背后所蕴含的真实意义，再现人、社会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数字统治与技术异化加剧的当下，形式主义经济学对技术理性的过度依赖愈发暴露其对“社会性”的遮蔽，在这一问题上，实质主义经济学需要承担起重建经济伦理的人文根基、弥合技术与社会断裂的历史使命，这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周扬与20世纪60年代初高校文科教材改革

周梦真 — 2026年01月15 00:00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全面调整之际，周扬主导的高校文科教材改革成为文教领域的调整重点。这次文科教材改革不仅是当前探究60年代文艺和高等教育的重要路径，也可以借此深入把握周扬在60年代初作为国家文艺界的领导者，对当时文艺的整体设想和系统规划。文章试图以周扬对高校文科教材改革的主导和参与为主线，从专业化的设想、政治与学理的平衡以及自主文艺理论建设三个方面，探讨文科教材改革中体现出的周扬对60年代初国家文艺的设想和规划。

论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与基因特质

戴圣鹏 — 2026年01月15 00:00

文化就像一个精神生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遗传基因的。文化基因指的是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念与精神内核，是一种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社会信息与内在特征。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孕育其文化基因的元素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与多样的。既有其来源的多元性，又有其形式的多样性。一种文化由其内部不同基因构成的结构图与形成的谱系构成了文化的基因谱系。文化的基因谱系会因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而不断变化与发展。旧的文化基因的遗失与新的文化基因的生成，或外来文化元素的诱发，都会改变文化的基因谱系，甚至改变文化的发展轨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传承至今的文明基因、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红色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基因，共同织就了当代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历久弥新、多元一体、开放包容、守正创新、和平和睦和谐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等，是中华文化基因在传承与发展中所具有的总体性特质。

张岱年“兼和”观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启示

杜运辉，兰美丽 — 2026年01月15 00:00

张岱年的“兼和”观是“第二个结合”前期探索的重要成果，提供了思考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视角。“兼和”认为复杂事物达到和谐的要素有多样性、创造性、统一性、平衡性四个方面，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兼容的动态均衡。“兼和”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追求多样性统一的生活实践和文化自觉，而且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涵养文化创造性的前提，各文明体应追求内部的多样性统一和相互之间的不相毁灭、相成相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新型文明。

现代“新”“旧”诗论的论争与融通

黄霖 — 2026年01月15 00:00

现代中国的诗论史，不能仅看作是一部白话诗论与文言格律诗论的斗争史，更不能将它写成白话诗打倒文言格律诗的历史。用白话还是用文言书写，主要还是表现形式的不同，而用汉字写诗也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对于一些认识上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中，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诗人与诗论家，都有不少人为融通“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矛盾作出了努力。后来随着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热议，学界更明确不论是白话诗还是文言格律诗，都要以中国文学为本位，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大道，在矛盾中“新”“旧”并行，相互融通。这正是我国现代诗歌和诗论前行的客观事实，也是诗歌与诗论演变的一条基本规律。

六朝赋论的话语新变

王玉莎 — 2026年01月15 00:00

六朝赋论在文论的整体言说中难以独立彰显，需要就赋体之论进行综合阐发，并显示赋论与诗论不同的问题导向。六朝赋论总体上脱离汉代赋论《诗》学本位的政教关联和对丽辞的否定，转为对主体精神个体性的肯定以及主体精神的维度拓展，同时肯定丽辞，并在辞赋体物等方面达到审美体认的深层。六朝赋论在肯定情志个体性的基础上拓展至“神气”“情灵”“性灵”和“兴”“意”“气”的言说，出脱《诗》学经义而转尚玄理。论“兴”则疏远六义，转为兴致际会；说“意”则取玄学言意之辨；论“气”则彰显个体生命特性。尤其“物理”本于赋体创作，通于形上之道而追求“玄畅”；“体物”则反映了六朝赋物我相合的普遍特点；论赋“精”“妙”，则是对于赋体创作的精微认识。对于丽辞的肯定，则承接汉代赋论，反转扬雄“丽则”观念，或尚繁华富丽，反映由简趋繁的文辞发展观；或以“清”为尚，同于玄学尚“清”和玄虚的“清谈”，引申为文论对于诗、文、赋文辞的评论，要以赋体为繁，诗则尚清，具有文体的分别。

“有关世教”与“垂戒将来”：南宋士人史体观论析

董晨 — 2026年01月15 00:00

史体观的深化拓展是南宋文体观念演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深化”，即在继承前辈批评家注重文史分野的基础上从“文体之辨”的角度出发，要求修史者具备更为明确的辨体意识，更加严格地遵守“文”“史”界别，以期实现史书教化功能的充分发挥；所谓“拓展”，即从文体发展的视角着眼，对纪事本末体的文体特点和功用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关注和总结。要之，南宋士人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多从“得体”“辨体”或“体用不二”的角度立论，着意于发掘、阐释并充分彰显史书“有关世教”“垂戒将来”的教化功能。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南宋批评家通过修纂史书、以史为鉴的真实写照，同时亦蕴含着文人士大夫要求“收拾人心”、重整社会秩序，彰显南宋小朝廷“正统”之所在的良苦用心。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批评家在“辨体”视域下对史书教化功能的深入探讨、对文史界别的严格遵守，以及对立“体”举“统”等相关问题的强调，亦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制度建构及独特历史道路

李禹阶 — 2026年01月15 00:00

“文明”概念本质上反映着人的自我解放与社会的进步。它有三个维度，即社会物化的维度、制度建构的维度、人的自我解放及社会“向善”的价值维度。向来不为学术界注意的政治体制度建构却通过“制度文明”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整合，放大与强化了“人”在征服自然中的主观能动性。中国文明起源能够在“满天星”似的中国各区域文化中走向一体化，中原早期国家的世俗性、礼法性的制度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这种具有血缘性、向心力、开放性，以礼乐文化为中心的制度建构形成延续二千年的中国社会的文明优势，它既规定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向、本质和历史路径，促成中华文明注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优秀特性。

由周人之“抑德”申论《老子》思想对周文化的承袭

宁镇疆，韩驰 — 2026年01月15 00:00

“懿德”之“懿”往往被训为“美”，“懿德”被解释为“美德”。但出土文献证明周人之“懿德”本当作“抑德”，强调自我的克制、克抑，传世文献中的“克己（复礼）”，出土文献中的“抑心”“抑让”均是其表现。正因为周人推崇“抑德”，所以周礼文化又强调“自卑”“贱己”“撙节”等非常有特点的行事或伦理原则，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礼主其减”。周礼文化中“自卑”“贱己”等谦退原则与《老子》卑弱、退处的思想完全一致。且周人之“抑德”在语言上还多见抑、扬对反构词，在思维逻辑上呈现以退为进的特点，这也深刻影响了《老子》。这些都充分证明《老子》思想与周文化特别是周代礼学精神之间的密切联系。

“编排式桥接”：数字平台驱动治理重心下移的机制分析——以Ｋ市“一中心四平台”为例

李忠汉 — 2026年01月15 00:00

数字平台驱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作用机制，是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视角，构建“编排式桥接”分析框架，透视K市“一中心四平台”建设的实践经验，对数字平台驱动治理重心下移的深层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超越了表面的技术特性，成为政府回应复杂社会需求的新型组织机制；算法模型和数据驱动下的模块化运作使其呈现出“编排式桥接”的功能性特征。这一特征由编排逻辑与桥接功能复合而成。通过“扁平式网络化虚拟结构”编排和“全链路敏捷化治理过程”编排衍生出的桥接功能，能够有效化解传统政府科层结构下因层级缝隙、条块分割、多元主体离散而带来的治理重心悬浮问题，为有效驱动治理重心下移和赋能基层治理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

数字化公共服务中的数据共生机制：基于“六何”框架的理论建构

曹海军，熊志强 — 2026年01月15 00:00

数据要素正成为推动数字化公共服务转型的重要动力，却尚未充分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公共价值，其内在作用机制仍需深入厘清。文章基于文献梳理与实践观察，引入数据共生概念，运用“六何”框架开展理论建构，从何谓、为何、何者、何处、何时、如何系统刻画多元主体围绕数据形成的相互依赖与协同演化关系，提出互利、偏利、寄生三类共生形态及利益校准与信任建构、数据赋能与规则调适、价值评价与反馈学习三大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公共服务的价值涌现取决于数据共生关系的质量及其演化方向，而非单一数据投入规模，对理解数字化公共服务价值创造逻辑及政府由供给者向生态培育者转型具有启示价值。

资本市场的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资本市场理论的发展脉络

唐昱茵，孟捷 — 2026年01月15 00:00

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市场展开了初步理论研究之后，19、20世纪之交的希法亭和二战后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资本市场展开了进一步分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资本市场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具有表现和适应生产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妨碍资本积累，甚至加剧经济周期的动荡。文章在这一生产关系两重性的框架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资本市场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宏观层面，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了资本循环的分化，这一分化既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源泉，也潜在地酝酿了新的危机形式；在微观层面，资本市场在推动公司治理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促进企业资本支出的同时，也可能侵蚀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对资本积累造成消极影响。这些理论分析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或国家的作用，以协调资本市场两重性所蕴含的矛盾。